看到一篇帖子，说京津冀一体化的，觉得分析的非常在理，贴出来给大家看下！
近30年来京津冀一体化的各种规划和设想不下十几个，但全部都停留在概念上、纸面上，无一落到实处，少有的溢出效应，也仅限于交界处的观光旅游和农产品供给。根本的制约因素就在于中国特殊的行政等级管理。
本质上，京津冀一体化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问题，而区域之间发展如何协调，决不能拿国际城市案例(大东京、大纽约等)作为参照，而应从中国特殊的行政等级管理体制来看待。在中国，行政层级的级别决定了资源配置能力的高低，而GDP的地方本位主义决定了区域之间的竞争关系要大于合作关系。因此，在我国的“城市群”里，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产业协同，大多是产业同构、同质和竞争的关系，包括发展得较好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区域。
尽管北京从未将自身定位为经济中心，但经济体量一直位居全国第二位，仅低于上海，这让一直致力于成为北方经济中心的天津在地位上始终非常尴尬。这就是为何天津人口已过1400万，还是工业比重一枝独秀的特大城市第二产业占比52.4%，而在国家政策如此惠顾的情况下，滨海新区依然难逃“CBD变空城”结局，在带动天津产业全面升级上的作用严重低于官方预期的原因所在；同时，这也就是为何贵为环首都经济圈第一区域的河北省，环北京周边仍有62个国家级贫困县、近800万贫困人口原因所在。
仅从这个角度来说，京津冀还谈不上城市群的范畴，从空间发展上看，概括为经济发达区域+经济落后区域的组合，或者大城市+周边农村的组合或许更贴切。北京的过度发展与天津和河北相对落后，事实上造成了三方“共输”的结局：资源过度在北京集中造成的高房价、城市拥挤、大气污染、公共服务短缺、外来人口积极涌入但归属感差，而津冀被迫依赖以工业、房地产为主的传统产业，不仅附加值低、优质资源吸纳能力低，而且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。据对北京PM2.5来源的分析，25%的污染物来源于区域间的传导。
因此，京津冀一体化的要害，是要根治新中国成立以来资源在北京过度集中造成的“城市病”，附属的问题才是北京与津冀的发展反差。这一问题若局限在北京区域内是无解的，在京津冀这一大区域内求解才是唯一现实的选择，而横亘在求解难题前的第一大障碍，便是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体制，即行政等级和GDP本位主义。自1986年提出“环渤海经济区”以来，近30年来京津冀一体化的各种规划和设想不下十几个，但全部都停留在概念上、纸面上，无一落到实处，少有的溢出效应，也仅限于交界处的观光旅游和农产品供给，产业协调和人口分流层面的合作成为空谈，根本的制约因素就在于现实的政治经济体制。
要我说啊，京津冀一体化要解决的东西太多了。。不靠谱呢
保定可能仅仅是一时大火啊Z!!!
要我说也是呗，不确定因素要多
咱们静观其变呗，看能走到哪里
感觉不太容易走到底呢
看到一篇帖子，说京津冀一体化的，觉得分析的非常在理，贴出来给大家看下！
近30年来京津冀一体化的各种规划和设想不下十几个，但全部都停留在概念上、纸面上，无一落到实处，少有的溢出效应，也仅限于交界处的观光旅游和农产品供给。根本的制约因素就在于中国特殊的行政等级管理。
本质上，京津冀一体化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问题，而区域之间发展如何协调，决不能拿国际城市案例(大东京、大纽约等)作为参照，而应从中国特殊的行政等级管理体制来看待。在中国，行政层级的级别决定了资源配置能力的高低，而GDP的地方本位主义决定了区域之间的竞争关系要大于合作关系。因此，在我国的“城市群”里，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产业协同，大多是产业同构、同质和竞争的关系，包括发展得较好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区域。
尽管北京从未将自身定位为经济中心，但经济体量一直位居全国第二位，仅低于上海，这让一直致力于成为北方经济中心的天津在地位上始终非常尴尬。这就是为何天津人口已过1400万，还是工业比重一枝独秀的特大城市第二产业占比52.4%，而在国家政策如此惠顾的情况下，滨海新区依然难逃“CBD变空城”结局，在带动天津产业全面升级上的作用严重低于官方预期的原因所在；同时，这也就是为何贵为环首都经济圈第一区域的河北省，环北京周边仍有62个国家级贫困县、近800万贫困人口原因所在。
仅从这个角度来说，京津冀还谈不上城市群的范畴，从空间发展上看，概括为经济发达区域+经济落后区域的组合，或者大城市+周边农村的组合或许更贴切。北京的过度发展与天津和河北相对落后，事实上造成了三方“共输”的结局：资源过度在北京集中造成的高房价、城市拥挤、大气污染、公共服务短缺、外来人口积极涌入但归属感差，而津冀被迫依赖以工业、房地产为主的传统产业，不仅附加值低、优质资源吸纳能力低，而且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。据对北京PM2.5来源的分析，25%的污染物来源于区域间的传导。
因此，京津冀一体化的要害，是要根治新中国成立以来资源在北京过度集中造成的“城市病”，附属的问题才是北京与津冀的发展反差。这一问题若局限在北京区域内是无解的，在京津冀这一大区域内求解才是唯一现实的选择，而横亘在求解难题前的第一大障碍，便是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体制，即行政等级和GDP本位主义。自1986年提出“环渤海经济区”以来，近30年来京津冀一体化的各种规划和设想不下十几个，但全部都停留在概念上、纸面上，无一落到实处，少有的溢出效应，也仅限于交界处的观光旅游和农产品供给，产业协调和人口分流层面的合作成为空谈，根本的制约因素就在于现实的政治经济体制。